仲唐，即以《格萨尔》史诗为题材的唐卡，因其与口述史诗《格萨尔》的共生关系而具备独特的文化价值，更因其题材的世俗属性以及创作的相对自由化，而在唐卡艺术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图像学与文化史研究价值。当今存世的诸多仲唐中，德格格萨尔文化研究中心2023年入藏的一幅17世纪的《赛马称王》仲唐，因其绘画技艺和艺术理念呈现出超越时代的诸多特质，在人物塑造和叙事结构等方面均与众不同而引起学界的关注，成为研究《格萨尔》史诗视觉化传承的一个重要文本，为理解明末清初康巴地区的文化生态和艺术传统提供了珍贵的实证材料。文章在考证该仲唐流传历史的基础上，从艺术鉴赏和图像学分析的角度，以史诗文本与绘画语言对照的方式，比照四川博物院等机构所藏传世仲唐，对该《赛马称王》仲唐如何通过其独特的视觉语言和叙事策略，创造性地再现、诠释《格萨尔》史诗的精神内核和艺术生命力展开评析。
<正>在举国上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秉承“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中华传统价值观，以“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思想的感召下奋楫笃行、踵事增华的伟大时代，一批有志于扎根高原的学术新锐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云程发轫，行远自迩，为西部地区的文化建设默默奉献着智慧和汗水，追求着人生的理想和价值。格萨尔史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宏大的结构、崇高的思想和神圣的主题，激荡着这批有识之士的灵魂，不断激励着他们的斗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的论断，更是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探求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德格被称为岭·格萨尔王的诞生地，其山川风物承载《格萨尔》史诗的血脉，是研究史诗的天然沃土，也成为这批有识之士不负韶华、展示才能的广阔天地，并为他们更深入挖掘、研究史诗的内涵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丰厚资源。
众多藏文历史文献记载中，对岭·格萨尔王的诞辰虽然有铁鼠、水蛇、土虎年之说，但是大部分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中均认为岭·格萨尔王属虎，享年81岁。文章认为，岭·格萨尔王的诞辰可以从米底大师与他和仲敦巴会晤的事件推断。此外，作者参考荣增·益西坚参和卓·金巴仁青的论述，认为公元1038年之前和1043年之后，就没有米底大师和岭·格萨尔王、仲敦巴三人会晤的时机。因此，岭·格萨尔王诞生于藏历第一饶迥将要开始时的水虎年（公元1002），逝世于藏历第一饶迥水狗年（公元1082）。而此观点与朗·绛求浙桂73岁时，岭·格萨尔王祈请说自己没有子嗣是可以相互佐证的。
“文本”在以艺人、文本和语境为三要素的活态史诗中处于核心地位。它突破了传统语言学对“文字作品”的限定，存在于艺人的意识、观念中，存在于民众集体的信仰、仪式过程中,存在于族群记忆、地方性知识、民俗事象和文学艺术等中。史诗文本是指“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将一切与史诗有关的携带意义的符号系统均视为“文本”。在活态史诗中，文本是具有生产性机制的、可被建构的东西。诗学文本的建构是通过其活态化的各要素之间内部的相互关系的互动而实现的，即在与艺人和语境的相互作用中，使文本不断产生新的阐释、重构和生产。因此，诗学文本是一系列话语形态的综合体。格萨尔的叙事在长期的文本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内部的多重累层结构，在元文本的基础上形成了从历史、隐喻到象征的3种具有递进式关系的深层结构形态，分别与文本演进的3个阶段即历史、神话化、艺术化的文类相对应。与一切叙事作品话语的存在方式一样，格萨尔诗学文本的话语形态也包含在其“内容”和“形式”或“材料”和“结构”两个范畴中，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诸话语形态之间既在共时性互动中产生勾连，又在历时性演进中承上启下，形成独特的内部演进规则，从而共同构成了格萨尔文本的话语体系。
《格萨尔》史诗所体现的藏民族的精神世界与宇宙生命观，是宏大的口头叙事，更是气韵流动的生命美学载体。文章以宗白华生命美学思想为理论支点，剖析语境、艺人、文本三要素构建的审美结构：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成为《格萨尔》史诗得以衍生的语境，是史诗之美的基础；艺人的口头演述，通过审美静观与审美同情实现审美主体和客体合一，使《格萨尔》史诗具有强烈生命力；文本是史诗的核心，借“象征”和“隐喻”将历史叙事转化为艺术表达，成为《格萨尔》史诗的美学载体。在意境层面：史诗中对动态物象的描摹是直观感相的模写；借虚实相生，由外在的“象”深入内在的“气”，塑造出《格萨尔》史诗的气韵，是活跃生命的传达；通过象征、隐喻揭示宇宙人生真谛，建构超验审美境界，则是最高灵境的启示。三重意境，层层递进，呈现出由形到气至神的审美升华，揭示出《格萨尔》史诗美在生命、生命即美的特质。
《格萨尔》史诗是藏、蒙古等民族特色鲜明、内容丰富、传承久远的民族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宝贵财富，它在不同民族、地域中广为流传，至今仍以鲜活形态在青藏高原等地区广为流传，不仅在藏族、蒙古族等地区传播，而且在其他地区甚至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影响。文章以价值观为切入点，将《格萨尔》史诗的叙事主题与儒家的理想人格价值观“仁智勇”作比较辨析，发现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又由于藏汉民族文化语境的不同，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差异化的特征。这一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藏民族的文化精神，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也为定位中华文化基因，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提供了有益参考。
儒家人文主义对“天命”的伦理重构，为当前考察《格萨尔》史诗“遣使下凡”的精神内涵提供了一种文化的共识性思路。将史诗“遣使下凡”母题置于吐蕃赞普神话与殷周之际天命转型之间作交叉审视，由维系部落联盟政治神圣合法性的工具，在14世纪的泛佛教化进程中，借由佛陀化身的叙事体系，完成从“天子”到“佛子”的身份转化，成为人文主义的艺术象征。这同时反映了藏族哲学思想的演进道路，以及人文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格萨尔》史诗并未走向西周式的“神话历史化”，而是在保留诗性智慧的原始根基上，引入佛教哲学与儒家伦理，使“天命”成为自愿赴难，抑强扶弱，下凡从“君权神授”转为“天心民心”，从而构建出一种兼具超越维度与民本指向的多元共生的人文主义范式。这一范式不仅回应了儒家人文主义理性化的道路，并以诗性智慧为基底，衍化出兼顾超越性与现实性的人文精神，为理解中华传统内部多元共构的价值观提供了史诗层面的证据。
新时代语境下，格萨尔史诗艺术传承异彩纷呈，丰富多样。由德格错阿扎西持林《格萨尔》文化传承与保护示范基地编撰、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勇士仁心——格萨尔史诗艺术荟萃》，以格萨尔唐卡、格萨尔藏戏、青铜浮雕、红铜圆雕、戏剧面具、岭卓舞蹈、故里遗迹、文献古籍等为类别，以图像文化的新视觉审美话语方式为核心，传承史诗、解读史诗，将唇齿之间、笔端之上或动态演述中的格萨尔史诗活形态文化，悄然隐匿于绚烂的色彩绘画图幅中，生动展现了史诗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审美趣味，强调特定地域文化语境蕴藏繁富微妙的文化信息和生命镜像，传达民族历史、集体记忆和文化意象，标志着古老史诗传承的新文化形态转变。画册藏汉双语、图幅精美、文字精炼、装帧精致，展示了格萨尔史诗于民族精神生活的内在活力和重要支撑，以及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众文化新生与重构的重要意义。
文章以《错阿山水觅遗踪：格萨尔史诗主要人物历史遗迹》（藏文）为评述对象，探讨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下，格萨尔史诗作为活态遗产如何通过地理空间的“记忆锚定”实现文化记忆的重构与身份认同的强化。文章指出，史诗虽具动态性与开放性，但其叙事深深植根于青藏高原的地理景观，形成“记忆的锚点”。然而，传统社区的瓦解与记忆载体的断裂使史诗遗产面临挑战。《错阿山水觅遗踪》通过社区自发的在地化实践，将地理遗迹、口头传说与仪式活动有机结合，展现了从记忆、叙事与认同三个层面重构史诗遗产的路径。文章认为，该书内容启示我们：史诗保护需回归本土主体性，强调地理空间的叙事功能与神圣性，突破文本中心主义，并构建空间、记忆与创新的三元互动模式。最后，文章呼吁在活态传承中引入数智化手段，同时警惕过度商业化，以构建系统性保护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