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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两唐书等唐代史料为依据，聚焦于御史台官员参与唐蕃交往互动的实践过程，系统考察该群体在唐蕃交聘中的特殊作用。研究发现，他们通过外交活动、文化传播与社会网络构建，有效推动唐蕃关系由军事对峙拓展为涵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元互动格局，并且形成了三个显著特征：第一，构建了制度化的外交渠道，逐步建立起稳定、可操作的交往模式，使唐蕃沟通超越临时性斡旋，形成持续性的双边对话机制。第二，发挥了“文化中间人”的作用。御史台官员在出使过程中积极传播中原典章礼制，也注重了解吐蕃社会风俗，促成了双向文化认知。第三，形成了持久的社会交往网络。通过多次互动，御史台官员在唐蕃统治阶层及相关群体间建立起相对稳固的联系，为长期对话与协商奠定人脉与组织基础，促使双方交流呈现制度化、延续性趋势。总之，御史台官员在唐蕃交往过程中的深度参与，一方面它展现了唐代边疆治理的灵活性，即通过赋予监察官员复合型使命，实现政治权威与文化软实力的协同运作；另一方面它也印证了跨文明交流的必然性，即使处于竞争关系，彼此依然能借助“文化中间人”实现双向的流动与融合。因此，对御史台官员参与唐蕃交聘的研究，深化了对唐代多民族国家治理逻辑以及唐蕃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的理解。
Abstract：Based on the Old Book of Tang and New Book of Tang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practices of Censorate officials in Tang-Tubo interactions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unique role of this group in the diplomat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It reveals that this group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evolution of Tang-Tubo relations from military confrontation to a multi-interactive pattern covering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rough ethnic exchang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networks. Thre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re identified. First, they established institutionalized diplomatic channels and gradually formed a stable and operable communication model, which transformed Tang-Tubo interactions from temporary mediation into a sustained bilateral dialogue mechanism. Second, they acted as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During their missions, Censorate officials actively spread the institutions, rituals and etiquette of the Central Plains, while also paying attention to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customs of Tubo, facilitating mutual cultural cogni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ird, they formed long-lasting social interaction networks. Through repeated interactions, Censorate officials built relatively stable connections among the ruling classes and relevant groups of the Tang and Tubo, laying a human and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long-term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and promoting institutionalized and continuous exchanges. In short, the deep participation of Censorate officials in Tang-Tubo relations demonstrates, on the one hand, the flexibility of frontier governance in the Tang Dynasty: by assigning composite missions to supervisory officials, the coordinated operation of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was realized.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confirms the inevitability of cross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even in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the two sides could still achieve two-way flow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Therefore, research on Censorate officials' involvement in Tang-Tubo diplomatic missions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multi-ethnic stat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24《职官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59页。
(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783页。
(4)（宋）王溥：《唐会要》卷62《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0页。
(1)（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13《御史台》，中华书局，2014年，第378页。
(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24《职官六》，第666页。
(3)（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00《令御史录奏内外官职事诏》，中华书局，2008年，第506页。
(4)（唐）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24《职官六》，第659—660页。
(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第5226页。
(6)相关的代表性研究论著有王寿南：《唐代御史制度》，载《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3—206页；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第二章《唐代御史台的职能及作用》，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1—113页；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第一章《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中华书局，2011年，第49—92页；霍志军、霍志宏：《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50页；霍志军：《唐御史台职官编年汇考》（初盛唐卷），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霍志军：《唐御史台职官编年汇考》（中唐卷），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霍志军：《唐御史台职官编年汇考》（晚唐卷），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任长义：《唐代御史台制度》，中华书局，2018年；霍志军辑校：《御史台记辑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第5245页。
(2)同上。
(3)（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修订本）卷24《缚戎人》，中华书局，2015年，第332页。
(4)（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3《缚戎人》，中华书局，1999年，第71页。
(5)（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10《避忌》，中华书局，2005年，第96—97页。
(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第5220页。
(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2页。
(1)王忠著：《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5页。
(2)王尧：《藏族的古歌与神话》，《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96页。
(3)林冠群：《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29页。
(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25《张镒传》，第3547页。
(5)赤烈曲扎著：《西藏风土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0页。
(6)降边嘉措：《吉祥的彩虹》，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文学系《民族文学编选组》编：《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年，第503页。
(7)J.G.Frazer,M.A:Totemism and Exogamy:A Treatise on Certain Early Forms of Superstition and Society,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10,p.2.
(8)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9)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35—36页。
(1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代大理正荀曾墓发掘简报》，《文博》2015年第1期，第18页。
(1)陈楠：《论唐蕃清水会盟》，氏著：《藏史丛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第527页。
(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28，德宗建中四年，中华书局，1976年，第7347页。
(4)（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981《外臣部·盟誓》，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362页。
(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26《李揆传》，第3560页。
(6)（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28，德宗建中四年，第7347页。
(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6《卢杞》，中华书局，1961年，第4069页。
(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50《李揆传》，第4809页。
(9)参见王挺、朱映占：《唐宋吐蕃故实与民族交往：参与实践者的历史考察》，《中国藏学》2004年第6期，第146—156页。
(1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第5227页。
(1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64《奚陟传》，第5040页。
(1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第6078页。
(1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九年，第7225页。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37《吕温传》，第3769页。
(2)参见王挺、朱映占：《唐蕃人群互嵌及其影响——以诗文为中心的考察》，《青海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第208页。
(3)（唐）刘元鼎：《与吐蕃使盟文》，（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16，中华书局，1983年，第7360页。
(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第5265页。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第6102—6103页。
(6)（唐）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16，第7360页。
(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115页。
(8)杨铭、索南才让：《新疆米兰出土的一件古藏文告身考释》，《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2期，第15—22页。
(9)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1)（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页。
(2)（梁）萧子显：《南齐书》卷59《宕昌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1033页。
(3)（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38《外国列传二》，中华书局，2015年，第2151页。
(4)（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三》，中华书局，2015年，第1043页。
(5)（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7《云南管内物产》，中华书局，1962年，第202页。
(6)张锡禄：《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整理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3页。
(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87—91页。
(8)（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981《外臣部·盟誓》，第11364页。
(9)同上。
(10)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增补本）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1)石硕：《佛教对吐蕃王朝政权体制的影响——兼论吐蕃王朝前、后期政权形态的变化》，《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9期，第36页。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第6072页。
(3)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
(4)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8页。
(5)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页。
(6)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第73页。
(7)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273页。
(8)[美]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著，吴玉贵译：《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58页。
(9)（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981《外臣部·盟誓》，第11364页。
(10)（唐）魏徵等撰：《隋书》卷29《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816页。
(1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6页。
(12)（宋）王溥：《唐会要》卷97，第2050页。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第6104页。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第5265页。
(3)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印行，1948年，第19页。刘宗迪：《神化的山川：昆仑山在神话的光芒之下》，《中华遗产》2014年第12期，第470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D691;K242
引用信息:
[1]王挺,朱映占.唐代御史台官员入蕃活动考述[J].中国藏学,2026,No.175(01):95-105+215-216.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古时期‘共同体’叙事与华夏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3&ZD243）;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2025年度课题（项目编号：2025QZGYZD002）阶段性成果
2026-02-25
2026-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