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1期
华西边疆研究所与中国藏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早期探索
李沛容;张葳西;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因应学术自主与边政建设的现实需求，1942年华西协合大学正式组建华西边疆研究所，聘请在藏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人类学学者李安宅以副所长身份主持所务工作。在李安宅的努力下，华西边疆研究所逐渐汇聚起一支兼具人类学理论前沿视野与深厚藏语文功底的本土研究团队。成立初期，华西边疆研究所即确立了“学术—咨政”双向发展的研究路径，致力于重塑中国在藏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权与主体性。历经近十年的发展期，该所围绕涉藏地区田野调查、藏语文文献编译、边政改良设计等产出了一批极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国藏学的多元化发展，为国家边疆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在构建本土藏学研究范式、创新理论方法、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等方面同样进行了先导性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学者们积极投身西藏和平解放事业，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治藏实践，生动诠释了学术报国的知行合一精神。梳理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学术发展史脉络，可为当下构建中国藏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李安宅藏学翻译研究
陈鹏宇;段峰;李安宅是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跨类翻译家，其翻译实践涉及意义学、社会学、人类学、藏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然而，李安宅的翻译家身份长期以来未受到充分关注，尤其是其藏学翻译尚缺乏系统研究。20世纪30年代末，李安宅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向藏学，并由此展开了持续而丰富的藏学翻译实践。他的藏学翻译展现出深厚的中西文化融通能力：一方面将英文藏学文献译介为汉文，为国内学界提供重要参考；另一方面又将自身田野调查所得的研究成果译为英文，从而呈现出中国藏学研究的国际视野。文章通过梳理李安宅的藏学翻译实践，并结合其生平经历与学术发表情况，对《藏人论藏》《五智喇嘛弥伴传奇》以及History of Tibetan Religion:A Study in the Field等3部主要译作开展个案考察。研究表明，李安宅的藏学翻译不仅体现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独特策略，同时亦呈现出具有鲜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特征的翻译风格。探究李安宅的藏学翻译实践，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论民国时期甘青牧区社会调查及其意义
苏发祥;尕藏吉;1932年东北沦陷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国策，因而政界、学界、新闻界等以各种形式展开了对西北地区的社会调查。由于诸种缘由，调查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以西宁和夏河为中心的甘青地区。抗日战争结束后，学界对甘青地区持续进行实地调查。这些调查留下了行记、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影像资料、期刊专题报道等丰富资料，其中对甘青草原游牧社会的调查材料尤其珍贵，为新中国成立后青藏高原牧区治理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时期的西北社会调查，不仅为民国政府加强对西北边疆的治理提供了智力支持，而且推动了社会学民族学调查研究的发展和相关资料的积累。其蕴含的多元一体认知、文化尊重理念与务实治理思路，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实现甘青牧区可持续性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重要借鉴。
藏北牧民的社区重构与经济互惠——以“帐若”（■）为中心的考察
桑德杰布;中国牧区社会的现代转型一直以来深受学界关注。在这一研究领域，草场所有制的变革是观察牧区社会现代转型的一个基本维度。21世纪初，西藏牧区开始陆续实行草场承包经营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藏北牧区社会的窗口。文章基于那曲市班戈县的田野调查，以“帐若”这一佳琼牧区的基本社会组织为考察对象，探讨草场承包之后牧户围绕草场这一基本资源如何进行社区重构的问题。与此同时，文章也关注到西藏牧区“大户”和“小户”所引发的草场产权收益分配问题。认为在草场承包之后，佳琼牧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地牧民将市场机制引入社区，并构造了城镇化背景下经济互惠的现代图景。这一实践经验对于进一步理解西藏牧区乃至中国牧区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房系群”及其开放性——民族互动视域下措哇组织的社会学特征再探
王亚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现依赖特定社会组织基础，而藏族传统社会组织的社会学特征及其开放性内涵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文章在“民族互动得以生成的社会组织基础”这一议题下，以甘肃夏河阿木去乎镇为田野点，探讨了藏族传统社会组织措哇的基本形态、层级结构与社会学性质。研究发现，措哇并非一种父系血缘组织，也不等同于以往学者所定义的部落，而是由同一原初家屋通过分家或投靠—庇护等机制扩展而成的家屋集合体，文章提出“房系群”概念来界定这一组织形态。作为具有鲜明法人团体特征的社会组织，措哇边界清晰、内部家屋权利义务平等且共享家内神灵信仰；同时呈现出家屋稳定性与人员流动性并存的特征，人员可通过婚姻、过继等常规方式实现跨措哇流动，由此获得超血缘、超地域乃至原则上超族群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既是传统安多地区人员流动的社会基础，也为当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潜在的社会支撑。
生态畜牧专业合作社：青海牧区现代化的新尝试——以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梅陇生态畜牧专业合作社为例
王海霞;建设生态畜牧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实现牧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探索，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青海省依托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建设，探索构建多种草原集约化利用方式，畜牧业经营水平不断提升，初步走上符合高原牧区实际的生态畜牧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文章以青海省天峻县“天峻梅陇生态畜牧专业合作社”为个案，论述梅陇村在草原生态畜牧业建设中成功探索出“梅陇模式”发展理念的过程，并分析草原生态畜牧业及其合作社的未来发展及其困境，倡导在新时代通过发展生态畜牧专业合作社，实现牧区生态、生产、生活、文化、治理的现代化，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原牧区现代化发展目标。
汉文“吐蕃”的命名及其音读
林冠群;文章旨在重新检视两种常见观点：其一，中原王朝对周边政权的命名存有“武断、滥用”之嫌；其二，伯希和曾指出“吐蕃”中的“蕃”字不可读作“bo”。文章通过考察唐朝于634年首次接触自称“■”的新兴强权，指出唐廷对该政权全然陌生，因此派遣冯德遐随使返蕃调查。根据冯德遐之回报，唐廷理解“■”既处文明初启、制度未备之阶段，但同时武力强盛，乃以兼具语音与意涵的“吐蕃”为其汉文政权之名。“蕃”字蕴含“初启、繁茂”的双重意义，而“吐”字仅取其声，兼顾礼仪与事实，使该名称得以为“■”接受。文章还指出，由于语系差异，周边政权如突厥、大食等皆以自身文字将“■”转写成双音节形式，如“Töpüt”“Tbbt”，反映出使其发音近似“thu—phō”之特点。汉语音尾脱落与元音互换等现象，“吐蕃”读作“Tubo”亦属合理。综上，文章认为唐朝对周边政权的命名并非武断，而是基于语音、文化与政治考量的审慎决定。
古藏文“■”及其语义群与吐蕃制度文化
顿珠次仁;杨毛措;■一词常以律经与教化等核心语义频繁出现于后世藏文宗教史书中。文章基于对古藏文文献的全面考察，认为“■”所蕴含的语义远不止于佛教层面，主要还包括整合、驯化、治理、教化等四种义项，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内涵。在全面整理敦煌古藏文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基于动词形态学分析，文章揭示了以“■”为核心的相关语义群的形成过程、演进路径以及语义关系现象，认为“■”构成了一套表征吐蕃政治制度文化的庞大语义体系。基于个案研究，在吐蕃制度文化的语境中，通过分析“■”（盟约）、“■”（会盟）作为“■”之语义群的语义项，论述了吐蕃会盟制度和盟约制度在文化理念和制度实践层面的深刻关联，阐释了吐蕃制度文化的深层逻辑。
唐代御史台官员入蕃活动考述
王挺;朱映占;文章以两唐书等唐代史料为依据，聚焦于御史台官员参与唐蕃交往互动的实践过程，系统考察该群体在唐蕃交聘中的特殊作用。研究发现，他们通过外交活动、文化传播与社会网络构建，有效推动唐蕃关系由军事对峙拓展为涵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元互动格局，并且形成了三个显著特征：第一，构建了制度化的外交渠道，逐步建立起稳定、可操作的交往模式，使唐蕃沟通超越临时性斡旋，形成持续性的双边对话机制。第二，发挥了“文化中间人”的作用。御史台官员在出使过程中积极传播中原典章礼制，也注重了解吐蕃社会风俗，促成了双向文化认知。第三，形成了持久的社会交往网络。通过多次互动，御史台官员在唐蕃统治阶层及相关群体间建立起相对稳固的联系，为长期对话与协商奠定人脉与组织基础，促使双方交流呈现制度化、延续性趋势。总之，御史台官员在唐蕃交往过程中的深度参与，一方面它展现了唐代边疆治理的灵活性，即通过赋予监察官员复合型使命，实现政治权威与文化软实力的协同运作；另一方面它也印证了跨文明交流的必然性，即使处于竞争关系，彼此依然能借助“文化中间人”实现双向的流动与融合。因此，对御史台官员参与唐蕃交聘的研究，深化了对唐代多民族国家治理逻辑以及唐蕃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的理解。
唐朝、吐蕃经略勃律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李佩琪;武则天至开元初期，勃律与唐朝建立的稳定联系引起吐蕃的警觉。吐蕃有意谋夺安西，于开元十年（722）入侵勃律，直接促成勃律分裂。吐蕃并没有放弃夺取作为安西关键通道小勃律的计划。而后不断拉拢突骑施，同时又遣使与后突厥交际，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全面征服小勃律，而唐蕃关系也随之破裂。又因吐蕃以小勃律为平台，阻塞西部朝贡要道。天宝六载（747），高仙芝联合五识匿、护蜜收复小勃律故地。唐玄宗改其名为归仁国，并设置归仁军镇戍，强化宗藩关系。而后因为吐蕃在河陇地区军事失利，转而将目光转移至南方，小勃律再次成为重要目标。天宝十二载（753），封常清率军至小勃律战场，大军挺进至吐蕃治下的大勃律地区，这是唐朝最后一次经略勃律。纵观唐朝、吐蕃对勃律的经略历程，呈现出以唐蕃为中心，兼有突骑施、后突厥、五识匿、护蜜等诸多蕃部在内的族群联动与融合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