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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交融视野中苯日山水文化的行为地理学解释
阿旺嘉措;次仁拉姆;文章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对苯日山水文化进行考察，运用行为地理学中环境感应和环境认知理论与方法，探讨苯日山水文化发展规律及特征。通过对苯日山水环境感应—认知发展演化的梳理和剖析，将其划分为上古时期的初级发展期、中古时期的交融调整期、近古时期的稳定成熟期、近现代时期的传承创新期4个主要阶段，认为其呈现一种从本土到交融到本土化再到现代化的过程，当地自然环境特征、社会演化、时代变迁以及人类文化选择是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认为苯日山水文化场域总体经历了一个从山外到山里再到里外交融的过程，体现的是千百年来人地互动的关系，是空间和人们感应认知的互动选择与耦合协调；人们对苯日山水文化的感应与认知，明显不局限于其自然层面，而是不断超越、升华，使之成为人文精神空间和艺术天地。苯日山水文化作为多元文化交融的集中体现与典型代表，是当地人民不断协调人地和谐共生关系的智慧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种独特的、动态发展的人文地理或文化地理感应认知体系。
青藏高原早期地名的审音勘同：释例、方法与意义的初步探讨
刘铁程;汉文史料是保存青藏高原东部及东北部早期地名的最主要材料。青藏高原早期地名的释名须运用审音勘同的方法，对汉语音译地名进行语音分析和重建，同时对比非汉语文献的相关词汇，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词汇的原形，进而释放地名的文化信息。相关释例具体揭示了审音勘同方法在特定区域的运用，并归纳地名保存的一般形式，认识在使用审音勘同方法时需要注意的原则，从而获得一些规律性认识。青藏高原早期地名的审音勘同，对于了解青藏高原的族群活动，认识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地理生态、语言接触和民族交融均有积极意义。在兼顾“名从主人”和“物从中国”原则基础上，相关研究有助于从广泛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角度认识青藏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况，了解各民族对青藏高原这一生存空间的共生互认，阐释各民族对青藏高原早期地名进行语义的转译与再创造。
《曼隆行记》中的地名研究
李毛卓玛;《曼隆行记》以巡礼活动为中心，涉及作者所处时代中国内地的诸多圣地景观、城市、交通等方面。行记在地理涵盖面及内容多样性方面，与同类藏文行记和胜地志存在显著差异：在记述中国境内的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之余，进一步扩展至境外胜迹的书写；除就幻化寺的建寺缘起和中五台山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外，对补怛落迦山、具德米聚塔及金刚座等佛教圣地的记述简短。作者游历于广阔的地理空间，见闻广博、沟通内外，记录了当时当地的社会本相，对后世研究亦有参考意义。作为一种认知地图，地名具有空间定位、差异识别、信息指引、文化记忆等诸多功能。行记所书地名具有涉及地理范围广、语种多元等特质，承载了历史、文化等多重信息。文章旨在通过对阿宗寺所藏《曼隆行记》中的地名进行梳理归纳，探讨其地名的特征和功能。
北宋与吐蕃腹地的历史交通地理补遗——基于《继业西域行程》的研究
拉热扎桑;上承唐风，北宋立国不久就掀起了一次西行求法热潮，东京开封天寿院僧人继业便在其中。关于此次求法活动，史料几乎一致记载北宋官方集中遣僧西行是在乾德四年，而范成大《吴船录》提到乾德二年遣僧三百往天竺取经求法，继业预遣其中，后世学者一般认为范成大所记遣僧时间和数量存在疑误。根据继业往返两次途经阶州（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的行程推测，继业有可能就是乾德二年应诏的僧人，且他的始发地也有可能不在东京开封。若继业于乾德四年应诏西行，则与其途经阶州的行程相悖。因此，继业西行途经阶州不仅反映了北宋官方支持的西行求法活动于乾德二年已经拉开帷幕，而且继业东归时经吐蕃腹地再度入阶州反映了阶州系宋代中原与西域经济交流、文化往来的节点之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独克宗古城营造史研究
龙珠多杰;格龙江初;独克宗古城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是滇西北著名的历史古城。该区域位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中段，也是滇、藏、川三省交界处，是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交融地带。文章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理论视域，系统考察独克宗古城自唐代以来近千年的营造史，深入挖掘藏、汉、纳西、白、彝等多民族工匠在建筑技艺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揭示古城作为物质载体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研究表明，独克宗古城的营造历程经历了5个关键历史阶段：唐代吐蕃时期“铁桥东城”的初建奠定了堡寨建筑形制的根基；宋元时期“诺苏”割据政权下的城堡扩建与茶马贸易兴起推动了城市规模扩张；明代木氏土司统治时期“日月城”的重建标志着多民族建筑文化的深度互鉴；清代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围寺而居”格局的确立与雍正年间方形城池的建造体现了政教合一制度与中原城镇规划理念的碰撞融合；民国时期“不方不圆”城池的重建则凝聚了近代多民族共建的地方智慧。这一绵延千年的营造史，本质上是各民族工匠技艺持续互鉴、建筑文化不断交融的历史过程。
